据说少年人是害怕孤独的，所以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在一起。据说老年人也害怕孤独。50岁不算老，深秋，离开萧瑟的寒冬还有一段日子，所谓“秋阳力尚刚”吧，生命还有力量，但也是最后的力量了。
最叫我吃惊的恐怕还是她有时的粗心大意：每次去郊游我总得等她好久，看着她不停的准备。可每次出去以后，不是吃的没带，就是喝的没带──“我又忘了。
别以为穿大牌、戴名表的人，就一定是真富豪
再大一点，在北京剪子巷父亲的客室里，看到一副前清御史江春霖老先生送给父亲的对联：庠舍争归胡教授楼般犹见汉将军在上联旁边还有小字，说他“自京南下，阻雪难行”，在芝罘会见了我的父亲，很喜欢他的“裘带歌壶，翩翩儒将”的风度，就写这一联相赠。父亲对我解释这对联的时候，也说他和江春霖只是初交，当时江春霖因为弹劾了庆亲王而被罢官，他也很佩服江春霖不畏权贵的风骨，因此才把这位“交浅言深”的朋友的赠品，张挂起来。我相信友爱的纯洁。它是一个大熔炉，熔化了一切妄自尊大、虚伪奸诈、阿谀奉承。友爱使你谦卑，羞惭，好象初进闹市的顽童，怕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而受到斥责。它包括理解、信任和自我牺牲。理解了才能有爱，信任了才能加深爱，而自我牺牲才能升华爱。
这一次，看见我的铺位上还有人睡，实在不情愿。但是我记着父母临别的吩咐，又为着快快学会语文的缘故，就很高兴地开始交朋友。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，我显得谦卑、有礼、温和而甜蜜。我相信生命的意义——不是索取而是默默地奉献。生命的宝贵使人懂得了奋斗的幸福、成功的喜悦。怎样才能开发你无穷的生命价值？只有把自己变成一根焊条，熔化在社会需要的地方，这样才能得到永生。
有两年，我都为我的孩子们扮演圣诞老人，我同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，感到了快乐。到了第三年，我这圣诞老人变得不安分了，想去为别的孩子做点什么。
孤独，并不是凄凉，更不是悲哀。农夫在孤独中耕耘，才有好的收成。十年寒窗的儒生，也一定是孤独的。把生命和精力花在哗众取宠的闲聊和茶楼酒馆的应酬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哀！
然而年岁终究不饶人，50岁，头发渐白，齿牙渐松，中宵常久醒不寐，上楼梯也感到气喘。20岁时绝不会如此的，那时爱幻想，好郊游，可以三夜不睡，能够一口气登上黄山天都峰。床头上贴着普希金或者拜伦的肖像，一晚上会吟出二十首情诗。30岁的时候有些不一样了，朋友渐渐少了，纸上的字却多起来；书桌上放着鲁迅的半身塑像，三朋四友常常争论到半夜，争论着没有结论的问题，好像真理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上。40岁，又是一个样儿了，人开始发胖，走路变得缓慢而沉重；朋友更少，却懂得了友情之可贵；喜欢听到年轻人的笑声，以显示自己春春的不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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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发蓄胡的长者，弯着身躯坐在长板凳上，正在弹奏着一架老式的管风琴，那音乐栓长短参错着，在拥挤的空间里，显得有点不搭调。
天知道她怎么总有那么多的事儿可做：用白手绢编花儿，给那永远不眨眼睛的小绒狗梳头，噘着小嘴亲那趴在床上瞪着眼睛的小白猫──那幸福甜蜜的亲吻却在我心中留下了那么悠长的回味──我真不知道，她长大点儿好，还是永远这样好。我没问价钱，但茶壶确实完美，多看了几眼。老板倒水入壶：“我说呢，你做个参考吧，玩古董跟做人一样。记得，无忍则无济，有爱即有忧，这是倒过来思考，不是大哲理，却是很多人做不到的。”
孤独，并不是凄凉，更不是悲哀。农夫在孤独中耕耘，才有好的收成。十年寒窗的儒生，也一定是孤独的。把生命和精力花在哗众取宠的闲聊和茶楼酒馆的应酬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哀！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做艺术，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——就是小屋。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。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，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，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。山下的灯把黑暗照亮了，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，淡如烟，淡如雾，山也虚无，树也缥缈。
命运对待我们，特别轻佻，又特别严肃；特别残忍，又特别温柔；特别善变，又特别恒定；特别虚假，又特别真实，证据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歌，是我们从小唱到现在的歌，是斩不断，理不乱的歌。我相信责任的神圣。世界上有许多事，你并不一定都喜欢它们，但是责任使你有一种压迫感，使你身心为之一振并发挥你的才气去钻研。是它在向你的心灵发动着进攻。如果它胜利了，那么你就前进了。
我想到这位非洲哲圣，他30岁以前，专注于他所热爱的音乐、哲学与神学的研究。我打从心里佩服他，因为他在20余岁，已经拥有神学及哲学博士学位，也在大学担任讲师，并且是一所神学院的院长，他同时也是巴哈管风琴演奏最佳的人选之一。最初同住时，大家抢着扫地，不许我动扫把。三个月以后，我静静地擦着桌子，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，洗脏了的地，清理隔日掉在地上的废纸。而我的同房们，跑出跑进，丢给我灿烂的一笑，我在做什么，她们再也看不到，也再也不知道铺她们自己的床了。
